社会达尔文主义给近代中国造成恶劣后果

但是，且慢。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把双刃剑，这不但是因为它在强弱两极对立的格局下，既可以为强者欺凌弱者服务，又可以为弱者发愤自强服务；还因为它在势均力敌的各方之间，既可以促进各方的发展，也可以使他们之间互相残杀。孙中山对西方文明知之甚深，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。孙中山早年也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，1896年说他“于西学则雅癖达文（Darwinism）之道”。1912年他修改了自己的观点，指出：“物竞争存之义，已成旧说。今则人类进化，非相匡相助，无以自存。”但严酷的现实提醒他，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这种理想状态，于是不久他又强调：“当此二十世纪，为优胜劣败、生存竞争之世界，如政治、工业、商业种种，非竞争何以有进步？”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消极作用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无遗，人们开始反思西方文明，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。在他们看来，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了“强权主义、奋斗主义、活动主义、精力主义，张而大之为帝国主义、军事主义”乃至“战争万能主义”，导致了世界大战，宣告了西方文明的破产。而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，讲究秩序与和谐（虽然是不平等的秩序与和谐，但也优于平等竞争的互相残杀），可补西方文化之弊。严复一改先前的态度，1918年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灾难予以激烈批评：“亲视支那七年之民国，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，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，只做到‘利己杀人寡廉鲜耻’八个字。”胡适则认为，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列强误用了，本来“弱肉强食”是“禽兽之道，非人道也”，列强“以禽兽之道为人道”，“不知‘天择’之上，尚有‘人择’”。在这方面，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派别有一定程度的共识。当然，他们的这种看法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社会影响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已经扎下根来。以后的历史——不论是中国的，还是世界的——还在反复上演着弱肉强食的历史悲剧。 社会达尔文主义必然导致崇尚力量、强权和利己主义，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，不仅伤害别人，也会伤害自己。强者恃力凌人，可能会得到暂时的利益，但是，一来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二来弱者会反抗，强者自己最后必付出代价，有时是很惨重的代价。国内，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可为明证；国际上，日本近代从扩张到失败的历史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可为明证。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，它是社会进步和个人进步的推动力，但是，竞争必须限制在一定条件下，非此，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，在当今世界，它已是一种过时的理论，必须摒弃。这“一定条件”，关键是两点，一是机会要平等，二是规则要一致，即参与竞争的各方必须要有相同的机会、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竞争。由于每个国家、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所处地理环境不一样，每个人生长的家庭、地区、国家不同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，所有国家、民族或个人不可能都站在一个共同的起跑线上赛跑，这是一个虽然残酷但又无法避免的现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建立以公平、正义价值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，用法律、政策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，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，就是绝对必要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