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类丹药,内含金石,其性燥热,毒性甚大,可谓不是毒药,胜似毒药。明穆宗朱载垕服了此类丹药后,“阳物昼夜不仆,遂不能视朝”(明·沈德符: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一),可见药性之烈,骇人耳目。朱载垕健康日坏,自然是咎由自取,活该;而王定观则纯属宋徽宗的牺牲品,实在是个悲剧。
但这样的牲牺品,并非绝无仅有,名气最大的恐怕要数明朝大名鼎鼎的严嵩了。此公历来被视为奸相,近来有的学者主张为他翻案,这是学术问题,这里姑且不论。不过,当你读了他的一些奏疏后,是不能不摇头的。
嘉靖皇帝酷好神仙方术,荒淫无度,不断服用稀奇古怪的丹药,而事先往往让严嵩先试服,严嵩便将服后的感觉,逐一上奏。请看嘉靖三十五年(1556)六月十日严嵩的奏疏:“伏蒙圣问服药一件,仰惟圣慈惓惓轸念,勉臣以大道难迂,天高地厚之恩……无任感激。臣昨岁八月服丹只五十粒,乃致遍身燥痒异常,不可以忍……至冬发为痔疾,痛下淤血二碗,其热始解……臣……惟一意尽忠报主,以祈天之佑而己,伏乞圣明俯察。”(《嘉靖奏对录》卷十)此时的严嵩,已是七十七岁高龄,身为内阁首辅,他不但没有力谏嘉靖皇帝的荒唐行径,反而感激涕零地念叨所谓“天高地厚之恩”,甘心身试丹药,因此,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,终究不值得同情。
严嵩的身体素来很好,暮年仍颇顽健。时人曾记载,尽管他年已七旬,但“耳目聪明,步履轻健,颜色清和。”(明·韩邦奇:《苑洛集》卷二)显然,若非严嵩体质特好,恐怕早就由活“试剂”而成为死“试剂”了。然而,严嵩毕竟未得善终,被罢官、放逐,“乞食不得,放逐以死。”(明·徐复祚:《花当阁丛谈》卷二)落得个不光彩的结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