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历史上,雍正皇帝开始讨厌年羹尧,主要在1724年(雍正二年)冬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:
在赴京途中,他令都统范时捷、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;到京时,黄缰紫骝,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,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,看都不看一眼;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,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;更有甚者,他在雍正皇帝面前,态度竟也十分骄横,“无人臣礼”;年羹尧进京不久,雍正皇帝奖赏军功,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;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,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。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皇帝的自尊心。
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,接到了雍正皇帝的谕旨,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:“凡人臣图功易,成功难;成功易,守功难;守功易,终功难。……若倚功造过,必致反恩为仇,此从来人情常有者。”在这个朱谕中,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,警告年羹尧要慎重自持,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。
在历史上,雍正皇帝之所以最终杀掉年羹尧,其实与大臣们的态度关系不大。最主要是年羹尧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成为威胁皇权的最主要因素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:
年羹尧自恃功高,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。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、盛气凌人,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,“令北向叩头谢恩”;发给总督、将军的文书,本属平行公文,却擅称“令谕”,把同官视为下属;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,也要行跪拜礼。
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,理应优待,但年羹尧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“前后导引,执鞭坠镫”的奴仆使用。按照清代的制度,凡上谕到达地方,地方大员必须迎诏,行三跪九叩大礼,跪请圣安,但雍正皇帝的恩诏两次到西宁,年羹尧竟然“不行宣读晓谕”。
更有甚者,他曾向雍正皇帝进呈其出资刻印的《陆宣公奏议》,雍正皇帝打算亲自撰写序言,尚未写出,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,并要雍正皇帝认可。年羹尧在雍正皇帝面前也行止失仪,“御前箕坐,无人臣礼”,雍正心中颇为不快。
还有一件离谱的事情,说是有一年的冬天,年羹尧将军出行,跟他同车的士兵都把手放在车把上面。大雪纷飞,年羹尧怕他们被冻僵。然后就说,去手。意思是你把手拿下来得了。这些士兵就误会了。一听,去手?大将军让我们去手,遂拿起刀把手砍了。可见年羹尧的权威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所以这些士兵如此听他的,这让雍正皇帝害怕。
第二,结党营私。
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,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,吏、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,号称“年选”。他还排斥异己,任用私人,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,以陕甘、四川官员为骨干,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。
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、权力日益膨胀,遂竞相奔走其门。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,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,“异己者屏斥,趋赴者荐拔”。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“庸劣纨绔”,“断不可令为巡抚”,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。赵之垣因此而丢官,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,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。年羹尧就借着雍正二年进京之机,特地将赵带到北京,“再四恳求引见”,力保其人可用。遭到年羹尧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,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“留心照看”。此外,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,虚冒军功,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、魏之耀分别获得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。
第三,贪敛财富。
年羹尧贪赃受贿、侵蚀钱粮,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。而在雍正朝初年,整顿吏治、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。在这种节骨眼儿上,雍正皇帝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
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。
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,此时雍正皇帝已做出决定,要打击年羹尧。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。
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。一是雍正皇帝要求他的亲信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,揭发年羹尧的劣迹,以争取保全自身;二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,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羹尧了,让他们站稳立场;三是与年羹尧关系一般的人,让他们提高警惕,疏远和摆脱年羹尧,不要站错了队。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。
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,将其调离西安老巢。到了雍正三年正月,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。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,雍正皇帝说这是年羹尧任用私人、乱结朋党的做法,不予准奏。
最终年羹尧被雍正帝削官夺爵,列大罪九十二条,于公元1726年(雍正四年)赐自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