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贵妃重刊的《闺范图说》,“流布渐广”,吕坤根本不敢计较“版税”的事,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五月,忆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了封《天下安危疏》(《忧危疏》),奏请万历皇帝节省费用,停止横征暴敛,以安定天下。
从《闺范图说》到《忧危疏》,时间过去了八年,说的也不是一件事,但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却借机说事,上疏弹劾吕坤,说他先写了一本《闺范图说》,偷偷送进宫里,是企图“结纳宫闱”,逢迎郑贵妃;现在又上《安危疏》,是“机深志险,包藏祸心”。
吕坤太冤了,书被人改头换面,还被人诬陷一通,好在万历皇帝对郑贵妃也有抬高的意思,对戴士衡的弹劾不以为然,这事也就不了了之,此后,郑贵妃借《闺范图说》影响立储之事也宣告破产——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,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,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,朱常洵被封为福王。
但到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,一场意外事件再次让吕坤与戴士衡进入风口浪尖,一个自称“燕山朱东吉”的人,专门为《闺范图说》写了一篇跋文《忧危竑议》,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,“朱东吉”意蕴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,“忧危竑议”,显然又与吕坤的《忧危疏》有关。
《忧危竑议》采用问答体形式,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,说《闺范图说》首载汉明德马皇后,马后由贵人进中宫,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,而郑贵妃重刊此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