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第一个反对“刑讯逼供”的皇帝是谁?

  刑讯逼供,是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。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,为此,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。我国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: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致人伤残、死亡的,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、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。

  刑讯逼供是一种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行径,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体上的严酷摧残,更是对无罪之人的人格和尊严的极端践踏。在中国,刑讯逼供起源甚早,周代已见于典籍:“仲春之月……母肆掠,止狱讼。”郑玄注曰:“掠,谓捶治人。”“肆掠”,就是指现在刑讯。

  大秦帝国建立以后,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秦始皇,“专任刑罚……昼断狱……”。作为刑罚的一个重要方面,刑讯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。《秦律》规定:“能据供词追问,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;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”。根据这一原则,秦朝又对刑讯做了进一步规定:“凡讯狱,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……更言不服,其律当治者,乃谅(笞掠)”。当时虽然不提倡拷讯,但《秦律》在另一法律问答中已列举出“大痍”,即囚犯经刑讯后,肢体将断不能行走,须长官令人扶回的谓之“大痍”。既然作为刑讯的一种事实状态已明文列出,秦拷讯之盛也就可想而知。

  西汉时期,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而用刑讯的记载不绝于书。汉初,汉高祖刘邦对预谋行刺的贯高“榜笞数千,刺身,身无可击者”。廷尉杜周曾经毫不掩饰地说:“不服,以掠笞定之。”此语出自主刑大臣之口,不但说明刑讯的合法化,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,皆以苛酷为能,拷囚之时,极尽残忍。汉文帝刘恒虽然废除“肉刑”,但刑讯逼供依然普遍,以至到了汉武帝时,酷吏刑讯断狱成风。

  东汉一直把拷讯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。明帝时,楚王刘英被告谋反,刑官就用极残忍的手段对其属吏逼供,“诸吏不堪痛楚,死者大半,唯续、宏、勋掠考五毒,肌肉消烂。”这种血腥的场面,还是发生在“显宗以亲故不忍穷究”的情况下。试想在当权者认为“需要穷究”的情况下,在对待“非亲非故”的普通百姓时,那刑讯之苛酷,真不知会惨烈到何等境地。事实上,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,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。王吉,“性残忍……夏月腐烂(人犯因刑讯而肉体糜烂)则以绳连其骨,见者骇然。”周纺,“人有犯其禁者,率不生出,吏人及羌胡畏之。”就是此人,后来“以威名迁齐相,亦颇严酷,专任刑法。”在东汉,有王吉、周纺之流的“活阎王”充斥司法领域,东汉拷讯之酷,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难想像。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《律》曰:“掠者唯得笞榜立。”此律即东汉的通行法律。但用何方法,用何刑具,用刑到何种程度,法无明定,而由法吏率意为之。可见秦汉之际是刑讯的随意性时期,因而具野蛮性和残酷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