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太监,人们就会想到魏忠贤、李莲英,这些反面人物。紫禁城使他们出名了。至今仍臭名远扬。
其实太监本身也是不幸的,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。帝王们阴暗的心里导致太监生理的残缺,说到底这一群群畸形的男人出现,还是为了满足宫廷的需要。道貌岸然的皇帝才是摧残人性的真正的刽子手。某些宦官受到器重便如同小人得势,忘乎所以了;其实他们爬升的地位再高,仍然是皇帝的耳目和家奴。大多数太监却最能体会到伴君如伴虎的恐怖,稍有不慎,必将受皮肉之苦,而且极可能丢掉卿卿性命。
譬如慈禧虽然捧红了一个李莲英,但是她勒令杖毙的太监,也是个很大的数目。在她老人家眼中,太监的性命不见得比脚下的蚂蚁重要多少。
明清两代,太监的数量及影响,不亚于汉唐。尤其明朝,内监达一万人,另有九千名宫女,紫禁城相当于一座小城镇的人口了,为侍候一位皇帝,居然要动用如此巨大的人力。换句话说,一个男人当皇帝了,就要剥夺一万个男人做男人的资格,皇帝够自私的。
即使出了魏忠贤之流祸乱天下的宦官,也是他活该,皇帝本人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。谁叫他倚仗太监为臂膀的?离开了太监,不知皇帝该怎么活?
清朝汲取前朝的教训,对宦官的势力加以压制,再没有哪位太监执掌过兵权,基本上不让太监干预政治。嘉庆以前,太监的人数还多一点,以后逐渐减少,大致保持在两千人左右(包括圆明园、升平署等处的)。
到了晚清,宫内及外围各处的太监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五百多人。太监少了,活却没少,每年入宫担任杂役的“苏拉”有近万人次——改为请临时工了。这倒是明智的,反正太监也干不了太多的粗活,不过就是看看门、打打更、做做饭、打扫打扫卫生。
北京的寺庙在明清两朝估计是最兴旺的。尤其明代,一些太监参予进这项“公益事业”,纷纷捐资创建或修复。
譬如安定门内的慈隆寺是御马监太监高勋、张进等人赞助兴建的,并且请得动万历皇帝题辞;魏公村的大慧寺是正德八年(1513年)司礼监太监张雄创建,供奉着高达十六米的铜制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立像;左安门外的弘善寺是正德年间一位姓韦的太监投资兴建,作为郊外的别墅,因而俗称“韦公寺”——莫非他将寺庙作为房地产来经营了?
还有旧鼓楼大街的广济寺,是成化元年(1465年)神宫监太监刘嘉林拆房卖地兴建的,真够舍得的;京西的崇化寺是太监吴公亮集资修复,也有皇帝题写的招牌;法海寺是历事五朝的老太监李童于英宗正统四年(1439年)集资创建的——那位导致英宗皇帝在“土木堡之变”中被瓦刺骑兵俘虏的权宦王振,居然也是赞助商之一(在青铜佛钟上铸刻有其名)……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山碧云寺,本由正德年间御马监太监于经斥资扩建,并在寺后预留了墓地,想作为死后葬身之所;谁知权宦魏忠贤也看上这块风水宝地,抢夺过来,选作坟址,据说制作规模和豪奢程度不亚于皇陵。当然,随着他身败名裂,这一计划也破产了。他只给碧云寺留下一件半成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