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裴松之的工作,出现在后世读者眼前的曹操,形象丰满起来,从单一的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中的简约化的曹操,一下子扩大到裴注所引述的众多材料中的曹操。这些被裴松之引用的材料,除去专作训诂的以外,用来补充史实的大致在30种左右。而这30种左右的材料,多的是史书,少的是史料。我们知道,史料是编修史书的基础,是史实的源头。在史料匮乏的条件下,判别史书叙事的真伪,极可能陷入到孤证难立的境地。依赖裴注流传下来的众多史书,无论是汉魏人作为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,还是两晋人编撰的前朝史,相比陈寿《三国志》而言,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多情节化的叙事。这也构成了后世在描述曹操时出现言不尽意情况的源头。
有情节的叙事可以营造历史的情境,但是人物一旦进入情节,就不可避免地被色彩化、感情化。以曹操杀吕伯奢家人来说,这一节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可是,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未载此事。陈寿编撰《三国志》所依据的王沈《魏书》,则讲杀人动机是因吕伯奢之子和宾客起了歹意,要抢曹操财物,曹操属于正当防卫;西晋人郭颁在《世语》中则认为曹操疑神疑鬼而杀人;到了东晋,孙盛则让曹操开口说话了,“宁我负人,毋人负我”。后世对此事的判别,一是杀人成立;二是王沈是魏臣,要为老主遮丑,且王沈《魏书》就是为时讳的书,价值不大。其实,这种判别依然是存有问题的。疑神疑鬼是想当然尔,负人负我之话是否有据可查?无人追寻。难道距离历史现场越远,真实就会再现?——简单化地对待材料,孤证可立的倾向,正是后世读者受色彩化影响的一种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