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面回应曾纪泽的,是香港人何启和胡礼垣,他们在《曾论书后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一国之所以称盛者,非徒多战舰炮台,国皆能置故也。侯欲治外,请自内治始;侯欲治内,请自得民始;侯欲得民,请自得民之心始。”他们认为,制度不改,买再多先进设备,也不是真正“睡醒”。
此文风靡一时,天津《中国时报》编者表示,希望这次讨论,能引起“高尚开明”的中国官绅熟虑。但曾纪泽没有回应,不知是正在深思,还是不屑。
作者之一胡礼垣是曾纪泽的忠粉,称赞曾“于中外交涉事体,昭然若揭,洞中机宜”,但他怎么也理解不了,有曾纪泽这样的明白人,大清朝为何继续暗弱,而曾却变得越来越糊涂。
其实,道理不难理解,作为外交家,曾纪泽在忠诚、善辩、谋略、勇敢等方面均属一流,可在知识上却有明显短板。他批评清流套用战国时纵横旧说来理解现代国际秩序,可他自己也常这么看问题;他曾努力学习西方技术,却又认为它们是老祖宗玩剩下的;他羡慕西方器物,却自夸东方道德领先……曾纪泽对西方人能以礼相待,但止于言利,不肯从“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”的视角看问题,当官后,曾纪泽学习新知的努力便中断了,只靠经验维持。
有激情而乏知识,有立场而欠理性,曾纪泽最终无法突破传统的窠臼。
1899年,不满51岁的曾纪泽因病去世,未能亲历几年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,天假以年,也许以他的外交才华,中日战争会推迟,可再怎么拖,不突破制度瓶颈,天朝与世界的差距将越拉越大,民族悲剧只会更加深重。这是一个吊诡的局面:个人才华、器物进步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昏睡剂。